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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既是主观的，又是客观的，既是外在的，又是内在的，是主客、内外的统一。

冯先生认为，哲学的根本任务，就是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。所谓民族关怀，首先是一种对现实的社会关怀，这一点与许多当代思想家有共同性，但冯先生更重视从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。

他最早引入了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，试图与中国哲学相结合，建立新的中国哲学，这是一种哲学观上的民族关怀。其次，民族关怀还包含着民族的精神文化，包括民族哲学近代化的丰富内容。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关怀之下，冯先生提出心学与理学的争论亦可以息矣。他一再强调，中国哲学中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，不是别的，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。关于这一点，冯先生自己说得很清楚。

他虽然提出四种境界说，但最高的也是最终的追求，则是天地境界。他说，在解决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，哲学与宗教是相通的，只是宗教是一种信仰，哲学则是一种理论。就后者而言，要获得人自身的存在真理，就不能把人作为对象去认识，不能当成一物去对待，而是需要生命体验与整体直觉。

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，它更重视内在心灵的情感方面，而不是客观认识方面，这就显出了它的特点和缺点。但这不能不说是人的又一次发现。不可否认的是，现代和后现代西方文化所发现的人，多是病态的人、分裂的人、脆弱的人、走向死亡的人，一句话，是非理性的人。它所关心的是人自身的存在真理，不是获得客观知识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。

就人的根本存在而定，其核心则是内在方面。我以为，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即在于此。

天人合一就是自我超越的心灵境界，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。但能不能由此断言，中国文化是非理性主义，或者只是实用理性？这就不是用简单的是或否所能回答了。但是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情、隐私和爱情等方面，中国文化缺乏必要的理论保证，而是强调情感的理性化、宗教化方面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传统文化 。
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西方文化同其他任何文化一样，具有排他性（特别是宗教文化），但基本形态则是开放的，一方面具有扩张性，另方面又善于吸纳其他文化。只有消解，才能重建，而这一切，都要开放意识。如果丢弃了内在方面，只限于外在化甚至工具化的方面，那么，更深层的问题就被忽视了，人本身的问题就被忽视了，甚至变成一般的物，同一般的对象没有区别，一句话，人的存在、价值和尊严被遗忘了。[11]《象山全集·语录》。

体既是知和行的问题，又是情的问题。中国哲学、文化善于讲心性论，但是如果离开了情感，所谓心，所谓性，就完全变成抽象化、形式化的概念了，就会丧失中国哲学、文化所固有的丰富性。

】 从社会层面看，中国文化确是一种家族文化或群体文化。现在有人重提三纲五常一类问题，以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，并且认为，这些东西早已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、所否定，今天如果谈所谓复兴、重建，就只能是复古、倒退。

其实，这是最大的误区。这既不是科学的问题，也不是民主的问题，而是人自身的修养问题。[2] 马克斯·韦伯：《儒教与道教》，第264页。人还有其个体性的一面，更有内在性的东西，即内在的需要、目的、动力和资源。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，理性的权威大显身手，接着而来的是科学技术、工具理性的飞速发展，甚至主宰了一切，结果是出现了人的异化。这种德性至上主义，严重限制了智性的发展（但这同智力不是一回事），也限制了感性的冲动与激情，既没有走上科学技术发展之路，也没有完成个性解放的任务，在社会转型期，出现了向人欲方面的滑行而与道德脱节。

但是，这种批判，不能理解为完全否定理性、抛弃理性，它只是批判理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与专制，重新找到人的存在。王阳明说，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[8]，良知就是圣人，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。

大自然既然创造了人，是否就意味着只能发展智性而不能发展德性，或者说现在已进入智性时代而德性时代已经过去？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，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，必须作出回答。无论是启蒙运动，还是后现代主义，都借鉴了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，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。

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现代性的问题，正在引起各种各样的讨论，但就目前情形而论，人们普遍关心社会经济政治层面的问题，探讨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的转型、改革和发展有何意义。这里所谓天，具有绝对普遍性意义，但又不是上帝那样的绝对实体，它无非是自然界生生不息、大化流行之道。

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，不是狡狯的，而是真诚的，不是掠夺的，而是和谐的。但是处理不好，就会变成个人私情用事，甚至以情徇私，以情代理（法），出现严重后果。二 有人认为，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实用的、功利的，从属于政治的，被称之为政治伦理或政治文化。这不是说二者没有联系，只是说有内外层次之别。

我以为，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最深层的义蕴所在，也是现代性的主要标志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那就是这种看法只着眼于中国文化的一个层面，而且是与封建官僚机构相结合的一面，或被统治者所利用的一面。

这当然是重要的，但还只是外在的、工具性的，如果仅止于此，甚至从实用的功利主义目的出发，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引出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，进行浅层的比附，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和现代意义。牟宗三先生讲智的直觉，确实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贡献，但直觉不只是智的直觉，其中还有情感体验与生活实践的问题，它也不仅仅是理性的，因为用理性二字很难说明直觉体验的全部特征。

但是，这种复归，不仅是时间上的跨越，即回到原典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所需要的东西。这不能不说是深刻的，它揭穿了理性万能的神话，具有深刻的背景。

在社会现实层面上，儒家提倡群体精神，在个人权利方面缺乏考量，充其量不过是独善其身。自然情感多与欲望相联系，中国思想家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情欲，但更强调道德情感、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，并与道德理性、审美理性与宗教理性相联系。所谓开放意识，不仅是从社会文化的层面上说，而且是从心灵上说。情感问题被提出来了，意志问题被提出来了，还有人性中最底层的东西也被提出来了（比如无意识、潜意识之类）。

所谓外王之学，则有根本性的转型。为此，我们需要同传统文化进行对话，同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，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无愧于古人的现代人。

现在我们又讲弘扬传统文化，如果说这也是一次复归，那么，它将是具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。这样看来，所谓完整的人、具体的人，其实并不完整，也并不具体。

又因为中国文化所说的圣人，是人而不是神，圣人与我同类者[4]，人皆可以为尧舜[5]，所以它是人文主义的。要之，情是可以上下其说的，往下说，是感性的情绪情感，往上说，是理性的德性情感或情理、情性。